新 米 糍 粑
从小至今，我对糍粑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总觉得那是稀罕之物，是非节日不可品尝之稀罕美食。一日上班路上，见有人推着车卖糍粑——很稀奇——一个圆筒般的东西，手一摇曲柄，很快便从一个小洞中挤出糍粑来。卖者用一快薄铝片不停地切，樱桃般大小的糍粑便滚入面前金灿灿的黄豆面之中。看到这，我不禁被发明者的聪明打动，而且马上买来尝。万万没有想到，这名曰“珍珠糍粑”的东西，吃起来竟难以下咽，也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于是，在路上我又回忆起儿时吃新米糍粑的味道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最艰难的年代。我们农村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平常就是“两和饭”（大米掺和玉米、洋芋、红薯、巴山豆等一起煮，而且大米仅占三分之一以下），要吃白米饭的梦想只有在节日才能实现。但那时每年农历中秋过后、重阳节之前，我们家为了庆祝一年的丰收，就一定要打新米糍粑来“尝新”。
对待打新米糍粑，父母亲就像过节一样郑重。那一天，全家的工作由父亲来安排，大家都会积极投入，各负其责忙碌起来。
磨黄豆面是我和哥哥的事。我们先舀两碗黄豆，再抓一小把花椒，倒在柴火灶的大锅里炒。我烧火，哥翻炒。炒好后，我们一边偷吃着黄豆，一边炒芝麻。黄豆芝麻炒好了，我们就到房子后面的屋檐下去磨黄豆面。大石磨放在一个木架子上，直径有两尺多，推磨的丁字型磨担有点高，我们得踮起脚咬着牙使劲才推得动。我们舀一小点放进磨眼里，就两人一起推；推几转又停下，再舀点倒进去，再推；如此反复。慢慢的，黄灿灿的黄豆面从磨子边的磨齿缝中慢慢挤出来了，整个后檐沟弥漫了黄豆面的香气。趁添磨时停留的片刻，用手指蘸点一尝，极细的豆面又香又麻还回甜。尝了豆面更来劲了，磨得就更快了些，艰难的磨面工作不一会儿就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与磨黄豆面同时进行的，就是母亲蒸糯米。她将淘好的糯米倒进木制的甑子里，就烧起柴火开始蒸。大约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糯米就蒸好了。每到这时，母亲就揭开茅盖，对着甑子里吹一口气，听到“噗噗”的回声后，就念着“饭熟一口气，已经蒸好了”。 母亲话音刚落，一股新糯米饭的清香就已经在灶房弥漫开来。
糯米饭蒸好了，接着就是打糍粑。母亲先将平时盛米汤用的酱黄色的陶瓷缸钵洗得干干净净，接着母亲将蒸好的糯米饭倒进缸钵中，叫我和哥哥负责稳缸钵，父亲母亲各执一根四尺多长的洗得发亮的竹棒，一前一后一起一落使劲在糯米饭中杵（往下压）。蒸熟的糯米饭晶莹透亮，米粒像一颗颗细长的珍珠放着银光。糯米饭很黏，竹棒一杵下去，提起来就很费力。为了防止缸钵乱动，稳缸钵的人就得在此时稳住缸钵狠狠往下压。
一下、两下……随着杵的次数的不断增加，糯米饭慢慢地变得不成形了，像一大团软绵绵的棉絮，随着越来越黏，糍粑味也越来越浓了。不一会儿，大人们的汗水出来了，我们的手也按痛了，同时也开始隐隐约约出汗了。那时望着快要好的糍粑，我们的口水都涌出来了。可是这会儿不敢说话，怕唾沫溅进钵中，只得一边紧闭双唇吞下唾液，一边使劲按住缸钵等待着胜利的到来。
经过约莫半个小时，新米糍粑就打好了。这时母亲先把打糍粑的竹棒分别递给我和哥哥，并吩咐我们“啃干净点”，我和哥哥就开始兴奋地啃着棒子顶端沾着的那丁点儿“糍粑”。同时，母亲将一个擦干净的簸箕放在大桌子上，往里面撒上一些黄豆面；父亲把缸钵放在凳子上，旁边放一小碗清水，就要开始拧糍粑了。拧糍粑可是个技术活，既要拧得大小一致，又要摊得圆润好看。父亲是把好手，拧糍粑动作又快又好看，只见他先把右手几个手指沾点水，再用右手抓起一坨糍粑轻轻一拧，再双手合十，一搓就成了糍粑。不一会儿，一团大糍粑就变成一个个闪着银光的热糍粑，笑呵呵地整齐有序地躺在簸箕里了。
糍粑全部弄好了，但还不能开吃。这时母亲会拿两个糍粑蘸了黄豆面，分装在两个碗里，叫我拿去放在堂屋的大桌子上敬老人，请老人们尝尝新。父亲也来到堂屋，他放下烟竿，站到大桌子前，拉着我和哥哥郑重其事地朝“香火”鞠三个躬，还教育我们长大后别忘了吃新米糍粑要先敬老人。
祖先们在堂屋“享受”新米糍粑了，我们也获准尝新。好久没有尝到这样的“奢侈品”了，我和哥哥犹如饿狼一般，毫不客气狼吞虎咽地敞开肚皮吃起来。我和哥哥比赛似的，吃得脸上嘴角上手上胸襟上都是散落的豆面。直到实在不想吃了，直到开始用糍粑捏娃娃捏苹果了才肯罢休。
那糍粑又烫又香又甜，入口柔软，饱含新糯米的清香滋味，也包含着父母辛勤劳动的汗水。那滋味，后来我再也没有吃到过……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巩章玉，遵义新舟人，62岁，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汇川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遵义长征学学会会员。1982年起先后在《贵州日报》《中国老年报》《知音》《晚霞》、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文明网等数十家报刊网站发表散文、小说、诗歌、歌词、曲艺作品等一千余件。童谣《剪窗花》2016年获全国童谣大赛优秀奖；童谣《妹妹急得双脚跳》《数星星》2017年获得贵州省一等奖，童谣《十月北京刮春风》2018年获贵州省童谣大赛作品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