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李先念与巩德芳（连载三十三）

刘少鸿
2023-07-08


　　1983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著文《纪念巩德芳同志》，深切缅怀陕南游击队领袖巩德芳。李先念在文章中说：“巩德芳同志是陕南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和他相处的时间不长，可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每当我想起1946年中原突围的艰难岁月，就想到他。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高尚风格，给了我们转战到陕南的中原军区部队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巩德芳同志离开我们30多年了。今天我们纪念他，就要继承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为改变他战斗过的陕南地区的面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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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突围北路主力部队与陕南游击队会师后，李先念在与巩德芳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充分信任以巩德芳为代表的陕南地下党和革命武装。他要求中原部队的干部，关键是要和地方干部团结起来，和睦相处。以巩德芳为代表的陕南地方党组织和游击武装、人民群众也全力协作配合，共同开创局面。在组建边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时，李先念将许多陕南地方干部都安排在重要位置。如根据地的核心区的第二分区，就是由西北局来的刘庚任地委书记，陕南游击队的巩德芳任司令员，薛兴军任专员。中原部队的干部都是副职。第三分区的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也是由原商洛工委书记、陕南游击队政委王力担任的。李先念回到延安后在向中央报告中说："五师与陕南党的结合，当时解决了很大问题，将起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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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念当时的随行参谋肖健章回忆说：留仙坪会师后，李先念曾和巩德芳、夏世厚两位同志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夏世厚是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37团团长，突围路上一直担负着保卫中原局和军区机关的重任，被称为中原军区的“御林军”。两军会师，确定创建豫鄂陕根据地，首先成立的是第二军分区，李先念亲自主持，让巩德芳担任司令员，夏世厚任副司令员。巩德芳说，夏世厚是正规军团长，资格老，打仗有经验，应该请夏当司令，自己当副司令，搞好后勤和地方工作。李先念说：“你是这一带的农民领袖，人民群众很信任你。为什么信任你呢，因为你是共产党，你在陕南是共产党的代表。夏世厚的部队叫你指挥，你当司令员，夏世厚当副司令员。他带的37团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叫你指挥，叫你去管，你还有几百人的游击队，你有这么多的部队，你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司令了，要不了多久，你这个司令就要威震陕南了。”李先念还给巩德芳具体讲了整合力量、组织队伍、打游击、打保安团、打正规军的方法。鼓励他说：“你是这一带的农民领袖，对当地的情况熟悉，群众信任你，你才真正地有资格当司令员。”又回过头对夏世厚说：“你要尊重巩司令员，要很好地合作，有了他，就有饭吃，有衣穿，部队的一切慢慢都有了。当地群众相信巩司令，现在暂时还不相信你这个夏司令，他是群众的代表。”夏世厚表示一定服从巩司令员的领导，当好助手，团结起来，战胜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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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念突围进入陕南后，由于连续转战，过度劳累，胃病复发，马不能骑，路不能走，巩德芳亲自安排游击队掩护，独立大队大队长田申荣和副大队长刘兆英亲自抬担架，护送李先念往返丹江南北，会见部队指战员，指挥各方行动。在各部安排就绪后，由于身体过度虚弱，遂决定暂时脱离部队，到民间一边养病，一边隐蔽指挥。隐蔽休息的地点，都是巩德芳一手精心选择和安排的。在留仙坪时，主要住在张孝仓家。张孝仓是巩德芳亲自发展和培养起来的忠实可靠的依靠对象。巩德芳还通过关系，安排其当了国民党留仙坪乡副乡长，利用身份为游击队做事。他家在比较偏避的小王庄，比较幽静安全，李先念就睡在张家堂屋的柜盖上。张孝仓后来在敌人的反扑中被逮捕杀害，敌人还残忍地当面摔死了他的孙子。转移到北宽坪后，巩德芳先后安排李先念住过3个地方，每处最多不过3天，主要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先是在大河面王院的王汉儒家，后来又转到姚吉乔的累华寨。姚吉乔是北宽坪民团团总，巩德芳的老朋友和统战对象，二分区商洛县建立后，姚吉乔就任副县长。其儿子姚恩慈是共产党员，从陕北回来后就在巩德芳部下任队长。累华寨位于商县北宽坪镇东二三里处。据险设寨，居高临下，视野广阔。第二地委书记刘庚陪同李先念在庙内隐蔽休息，外面一切活动由巩德芳和姚吉乔亲自操办。几天后，为方便就医治病，又将李先念转移到李家沟王洞家。白天在王家厨房休息，晚上住在对门坡上看庄稼的庵棚里。巩德芳还请了一位可靠的当地民间医生给李先念诊脉看病。并弄来鸡和鸡蛋、洋芋粉、大米蔬菜等，想方设法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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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段时间休息，李先念身体大为好转。在此期间，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也得到全面开展，取得了重大成果。9月下旬，李先念到丹江南大峪沟里的封地沟，会见了陕北来的汪锋。9月24日，在封地沟主持召开了边区党委成立大会。会后，根据中央的指示，李先念和任质斌准备动身前往延安。
　　李先念是中央委员、中原军区司令员，是中原突围的主要指挥者。他的安危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着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是否最后胜利的大事。经过反复考虑、上下协商，确定秘密走关中，由地下党护送。一切准备后，汪锋同巩德芳、夏世厚带部队护送李先念、任质斌等，经北宽坪、大荆、腰市，一直护送到洛南、渭南、蓝田交界的厚子镇，转由地下党护送，通过地下交通线安全回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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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送走李先念后，巩德芳更是牢记李司令员的嘱咐，全力以赴投入到保卫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之中。1947年1、2月间，豫鄂陕军区主力部队组成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先后，挺进豫西，北渡黄河，抵达晋西北解放区休整。成立中共陕南工委和陕南游击指挥部，领导地方武装坚持陕南游击战争。任命巩德芳为工委委员、指挥部司令员。巩德芳接到军区从豫西鲁山派人送来的信后，毫无怨言，说：“请转告汪政委，我知道了。请党委放心，我一定把工作搞好。”2月下旬，巩德芳和王力在丹凤县寺坪天桥山开会。形成了统一认识，认为坚持根据地斗争，是区党委交给工委和指挥部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同时决定，巩德芳和王力分别负责丹江以北和丹江以南的地区，组织和指挥游击队和干部编组、转移，保存实力，坚持斗争。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巩德芳操劳过度，终于病倒，行动困难。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便于执行工委和指挥部决定，巩德芳决定分头行动，部队由中队长梁升元带领活动，自己身边只留6名队员，隐蔽于条子沟豹子洞养病。
　　巩德芳在豹子洞住了7天7夜，由于生活条件极差，又得不到必要的医治，病情进一步恶化。在此危难之时，棣花许家塬中医许佐善将巩德芳接到家中，隐藏于红薯窑里，为其治病。住了4天后，考虑到外面已有风声，又转移到姜家岭姜老四家。此时，为掩护主力北渡而率队西进牵敌，在白家庄被敌包围打散后，只身突围的副司令员薛兴军找到此处，见到生命垂危的巩德芳，向他汇报了面临的严峻局面，并准备想办法为巩德芳治病。巩德芳充满革命感情地说：“不要请医生了，我不行了。我死后，一切担子都压在你的肩上。将来革命胜利，请你告诉党组织，我没有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实在于心有愧。”并满怀信心地鼓励战友：“敌人的疯狂是暂时的，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到来。商洛一定要红起来。”
　　1947年3月23日，巩德芳与世长辞，终年38岁。
　　巩德芳病逝后，薛兴军、刘彭勃、巩全照等将巩德芳遗体秘密安埋于姜老四家门前地里，并将整块地种上蓖麻，犁遍耱平，消除痕迹。敌镇公所自卫队长孙益俊仍千方百计找到掩埋地点，惨无人道地掘坟挖尸，将巩德芳的头割下来向其上司报功。巩德芳的首级被悬挂于商县西城门示众。接着，敌人又抄了他的家，杀害了巩德芳的妻子、父亲、伯父。堂兄巩德彦、弟弟巩德胜都是年轻时期就投身革命的共产党员，也先后被敌杀害。巩德芳一家7人为革命献出生命，真可谓满门忠烈。
　　巩德芳虽然去世，但他的光辉业绩却永远留在人民心中。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深切怀念与高度评价就是对他的最大褒扬。
　　丹江河畔，巩家湾高耸的丰碑，是商洛儿女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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