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德芳，乳名叫三勋，化名张玺。1909年5月29日出生于陕西省商县巩家湾村（现归丹凤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1920年，巩德芳11岁时才踏进了大峪寺小学的大门，翌年转入巩家湾小学读完初小。1924年，考入两岭村朝阳高小。这是一所进步的学校，校长周伯干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关心国事，经常给学生讲救国之道，使巩德芳从小就懂得要爱国。1928年，刚刚小学毕业的巩德芳，急于寻找报国之门但又不知路在何方。他首先离家参加了“红枪会”，后来又投奔几个地方武装，当过护兵，后升任国民党商县商棣仙联保处常备队分队长、副队长等职。近十年的颠沛漂泊的行伍生活，使巩德芳彻底认清了旧军队的腐败。只因为生活环境所迫，难脱其身，不得不在旧军队里混饭吃。

1932年到1935年间，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先后转战商洛地区，领导当地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年轻的巩德芳看到了光明。他日思夜想，如果能把手中这支旧军队也变成像红军那样受到百姓爱戴的队伍，该多好啊。就在巩德芳苦闷之时，1937年，中共陕西省委派王伯栋回乡担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使巩德芳遇到了良师益友。在王伯栋的教育和领导下，巩德芳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挑起了组织地下武装的重担。1938年4月，他经王连成和王伯栋介绍，投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从此，他处处按照党的要求朝前奔，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正当王伯栋、巩德芳点燃起的革命烈火在商县山川燎原之时，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员温良儒授意龙驹寨保安大队长冯林生，派特务于7月25日暗杀了王伯栋。恶霸地主、商棣仙联保处常备队队长谢效廉也开始清理内部，排挤中共地下党员，监视巩德芳等人的行动。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动手了。

巩德芳根据地下党负责武装工作的雷振杰的嘱咐，于1939年7月4日亲自组织地下党员和革命进步青年，处决了顽固分子谢效廉，率领一支近百人的人民武装，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坚决的自卫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想将这支刚刚出生的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之中。龙驹寨保安大队长冯林生派商棣仙联保副主任李景蟾，找巩德芳劝降，说：“交出武器，啥事都了结。要干，就要听政府的统一指挥。”巩德芳大义凛然：“群众拿起武器抗日，这有什么错?你们反共不抗日，谁听你们的指挥?”当场将以武力威胁的李景蟾处决。冯林生又密令老君乡乡长张仰之，以商讨抗日大计为名，图谋扣留巩德芳，又被巩德芳识破，在枪林弹雨之中杀出虎穴。

顽固派接二连三的阴谋，使巩德芳认识到，不除掉冯林生，这支革命武装就难以生存。1940年7月22日，巩德芳组织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二三百人，趁冯林生由商县开会返回龙驹寨途中，在茶房以东的四方岭进行截击，击毙了保安大队长冯林生，击溃了他所带领的三个中队，缴获50余支枪，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这年7月，温良儒又调来国民党军一个正规营，和伪保安团勾结一起，妄想消灭巩德芳领导的游击队，都被巩德芳率部一一击败。此后，巩德芳赴旬邑县东北的马栏，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商洛武装斗争的情况，并经省委同意，化名张玺，潜至河南淅川的荆紫关，去做地方军阀别廷芳部的统战工作。

1942年秋，商县地下党由于叛徒出卖，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干部被捕，环境更加险恶。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巩德芳受陕西省委的重托，从荆紫关回商县收集游击队失散人员，把他们送到马栏整训，并参加了边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1944年冬，陕西省委任命巩德芳为教导团第二队队长。巩德芳为商洛游击队培养了一大批武装骨干。

1945年冬，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巩德芳受省委派遣，返回商洛，与早期从马栏返回商县的蔡兴运、田申荣等同志一起，发动群众，发展武装，不到一个月，就组织起100多人的游击队。巩德芳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和联络形式，广交朋友争取地方武装。据童正家回忆说：商棣仙联保处文书韩树绩，就是巩德芳很要好的朋友之一。韩树绩明里为国民党办事，暗里为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送情报、开路条、筹粮款、送子弹。

为了传递情报，他和巩德芳事前就约定好代号。据陈寿益回忆说：当时，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巩德芳给我布置任务说：商县以北的北宽坪，是我们游击区的近邻，那里有个国民党的自卫队长叫姚吉桥，是洛南、商县伪县政府调不动的人，他握有200多条枪，可以争取；他有个儿子叫姚恩慈，是个有血性的进步青年，你去做做工作，让他们站到人民这方面来。他说完，哈哈一笑，向大家解释说：“这就叫‘欲要出征，先安四邻’嘛。”经过做工作，不到一个月，姚吉桥叫陈寿益给巩德芳捎话，把全部武装归巩德芳领导。接着，巩德芳又做工作，把丹江以南的竹林关、龙山一带张奎和谭道鹏两股地方武装也争取过来了。前后经过三个月，共有20多支地方武装和保安武装参加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巩德芳还指示陈寿益、刘兆荣、田申荣等在地方开明绅士中活动。

他说：“商洛人有句话，叫‘拾到竹篮的都是菜’。革命，总是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只要这些人同情革命，反对打内战，我们都要争取嘛。”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游击队先后同商县、洛南一带比较有名望的20多个开明绅士和地主武装头目都挂上了钩，并给各处派了内线，各处有武器的暗捐武器，有钱的出钱，知情报的送情报，有物资的支援物资。游击队当时用的土布和食盐，都是商洛镇商行经理张老四提供的，游击队的各项开支，是商县东一个地方武装头头送来的。

1946年4月，中共商洛工委和商洛武装指挥部成立，王力任工委书记兼指挥部政治委员，巩德芳和薛兴军任工委委员和指挥部的正副指挥。游击队编为三个大队，有700余人。国民党当局闻讯后，急忙出动县保安团500多人进行“围剿”。巩德芳带领游击队，巧妙地同敌人兜圈子。有一天，巩德芳接到情报：又有300多敌人从流岭下来追歼游击队。他及时把游击队埋伏在江庙附近的夹沟两边，精心布下口袋阵。等到敌人全部进入了埋伏圈后，巩德芳一声令下：“打，狠狠地打!”顿时，子弹和手榴弹像暴雨般地落入敌群，打得敌人哭娘叫爹，尸体陈野。这一仗，痛痛快快地消灭了200多名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从此，敌人再也不敢追赶游击队了。巩德芳乘机把游击区扩大到北起蟒岭，南至赵川、龙山，东到豫陕交界，西至北宽坪板桥的广阔地区。

1946年7月，葱茏沉静的商洛大地突然变得异常的热闹，山岗上迎风飘起一面面鲜艳的红旗，山坡上走来一队队整齐的队伍。这就是李先念统帅的中原军区部队在突围胜利之后，浩浩荡荡地开进商洛，使得这块闭塞、沉睡的土地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这支浩大的千军万马，挤满了商洛的村村寨寨。为了做好接应中原解放军的工作，巩德芳忙前忙后，日夜操劳。大部队进山后的吃饭、穿衣和伤病员的安置工作成了问题，巩德芳就在苗沟许家庄召开了有地下党员、地下工作者、游击队家属共280余人参加的会议，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共同做好部队的生活保障工作。巩德芳知道，当时的人民群众生活都很苦，一年四季，经常停炊断粮，哪里还能拿出多余的粮食供给这么多的部队呢?于是，巩德芳就及时写信联络各地开明绅士，广泛发动地方保甲等大户人家给部队筹集粮款和衣物，终于很快解决了部队的吃粮问题。深秋后，部队的棉衣又成了一大难题，巩德芳又不辞劳苦，号召群众进城赶集买布和棉花，用草木灰当染料，白天加紧裁剪，晚上加班缝制。还未等落雪结冰时，他就带领乡亲们把一件件棉衣送到了将士们的手里。

当时，跟随部队来的还有一大批伤病员，其中包括中原军区领导人郑位三、陈少敏两位高级将领。他俩都身染重病，不便随军行动。为了对这些领导同志和伤病员们的安全负责，巩德芳亲自登门调查走访，把领导同志和伤病员一个一个地全部安排在隐蔽、可靠的群众家里，精心照料，特别是对郑位三等领导同志的隐蔽地点、行动路线、食宿治病、护送人员等，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在两三个月内的多次转移中，都未曾发生过一点差错。全国解放后，郑位三在谈到这段斗争历史时，深有感触地说：“陕南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李先念1983年8月10日也写道：“我和他(指巩德芳)相处的时间不长，可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每当我想起1946年中原突围的艰难岁月，就想到他。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高尚风格，给我们转战到了陕南的中原军区部队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巩德芳、王力等领导的商洛游击队，用一片赤诚之心接应了李先念统帅的中原军区部队，中原军区部队则积极地为游击队训练骨干、抽调干部、补充武器。游击队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征战，为主力部队提供情报，当好向导，输送兵员。两支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并肩作战，使商洛游击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46年9月24日，商洛县城红旗招展，鞭炮齐鸣，在李先念司令员亲自主持下，商洛游击队与中原军区部队进行合编，豫鄂陕边区宣告成立，汪锋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文建武任军区司令员。辖五个分区，巩德芳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刘庚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二分区下辖三个游击支队、两个独立大队，共3000余人，在丹江北、秦岭南，直到豫陕边界一带广泛展开游击战。

巩德芳平时沉默寡言，战时却机智灵活，干脆利落。他担任二分区司令员后，亲自带领二十二支队主动北出秦岭，破坏敌人铁路，途中不料与敌人保安三团遭遇。在这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巩德芳沉着冷静，迅速制定出作战方案，取得了歼敌一个营的胜利。他所指挥的二十一支队也在洛南三要司箭杆岭歼灭敌人一个连。从此，巩德芳的名字威震四方，吓得敌地方武装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1946年10月，河南地方反动军阀别廷芳部一个团袭击老林沟医院，企图杀害游击队掩护的主力部队留下的伤病员。巩德芳得知情报之后，当即率领游击队与兄弟分区配合，对敌展开了猛烈的围歼，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拼杀，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并抓获敌人数百名。巩德芳带领游击队与主力部队并肩作战共57次，打了不少胜仗。在此基础上，他发动群众，扩兵建政，开辟了西至长安子午镇，南到湖北两勋，北至秦岭，东到河南卢氏、淅川的豫鄂陕游击根据地。

豫鄂陕根据地的迅速建立和日益发展壮大，就像一把钢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蒋介石再也坐不稳了，电令催促胡宗南进行“围剿”。1946年底，国民党派出了九个正规旅和12个保安团，气势汹汹地向商洛根据地扑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李先念司令员果断地决定：中原解放军主力和游击队合编为野战支队，转入外围作战。二分区司令员巩德芳和三分区政治委员王力奉命率少数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牵制吸引敌人。巩德芳临危受命，多次向组织交心说：“主力转移是高瞻远瞩的布局，是保存力量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战略措施。共产党员应该服从革命需要，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他还把长期精心培养出来的游击队的骨干全部输送到主力部队，自己身边仅仅留下几个装备较差的分队。

敌人如狼似虎地扑进了商洛根据地。巩德芳看到敌人用刺刀逼着移民并村，到处封门封窗，抢劫财物，水中投毒，粮中浇粪，糟踏妇女，屠杀群众的种种暴行，激起了满腔怒火。他冒着生命危险，率领游击队昼伏夜出，在长坪公路和边缘山区一带袭击敌人。随着斗争的日益尖锐，环境越来越艰苦了。由于敌人封锁很严，迫使游击队联络中断，信息不通，巩德芳只好带着身边的几个同志进入深山隐蔽起来。

由于转移频繁，条件恶劣，有时几天吃不到一粒粮食，只好靠吃野菜苦度难关，使得巩德芳的胃病复发了，大口地吐酸水，有时胃疼得他坐卧不安。没有药品治疗，他只好压着胃部揉一揉，咬紧牙关忍着。在敌人“围剿”紧张的时刻，同志们就把巩德芳隐蔽在许家沟许佐善家的红薯窖里，后来又转移到姜岭山梁的一个破窑洞里，最后转移到姜岭一个群众的楼上。由于生活艰苦，来回转移奔波劳顿，巩德芳的胃病更加严重了，咯出来的痰常常带有血丝，行动已经很吃力了。

在这艰苦的日子里，巩德芳口头上常挂着这样一句话：“敌人的疯狂是暂时的，革命胜利一定要来到。”当他偶尔听到有人唉声叹气时，总要强撑着爬起来，讲一讲陈少敏在桐木沟对游击队的教诲：“你们龙山再硬的岩石都能长出冬夏长青的铁力木树，因为岩石上有缝，树根能扎下去；反动派统治再严，总有缝子，你们要扎下去，生根、开花、结果，战胜反动派。”这言语像号角，如战鼓，鼓舞同志们树立起战胜困难的信心。在巩德芳病情恶化的时候，总是对护理他的同志们说：“游击队就是跑着打敌人，不能老守在我身边。”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心里仍然想着消灭敌人，催促身边的同志去战斗。

巩德芳，就是这样一位无畏无私的勇士。敌人重兵反复“围剿”，都没有使他屈从；断粮断水的苦难岁月，也没有能使他低头。有谁会料到，病魔竟然凶残地夺走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的生命。1947年3月22日，巩德芳不幸病逝，时年38岁。

巩德芳逝世后，乡亲们流着泪，悄悄地将他掩埋在翠柏丛林的商山之中。万恶的敌人探得消息后，为了向其主子邀功领赏，竟惨无人道地将巩德芳烈士的尸体挖出，铡下他的头颅，送往商县，悬挂于东城门外高牌楼上示众。

商山丹江祭英灵。全国解放后，巩德芳烈士的遗骨被安葬到商县北山烈士陵园，以表达人们对这位商洛人民的好儿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深切思念。

来源：头条号秦楚刊号    编辑：巩世洲